第二天洗澡前，满老师把我放在凳子上，给我围上一张布，让我坐着别动。她手里拿着一把剪刀，嘁嘁嚓嚓几下子就把我的头发剪短了。看着一地的碎发，我并不难过，因为我不知道女孩子留长发是为了什么。一开始，我在幼儿园是没有秘密的，我不吃的肥肉、香菜、大蒜和葱，还有包子皮，我都会毫不客气地把它们挑出来，丢在桌子上，从不掩饰。我在幼儿园里一声不吭地过了六天，任凭陈老师和小邓老师怎么引导，就是不开口。
周六下午吃过晚饭，我觉得我应该到满老师那里去了，可小邓老师却没把我带走，而是让我继续坐在位置上。
教室外突然热闹起来，我的目光被这突如其来的热闹吸引过去。我看到了好些大人，并且也敢肯定他们不是幼儿园的老师。那一刹那，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躲闪，我急急地跑出教室，却又没找到，只好又怏怏地回到位置上坐好。
后来大姐告诉我，那天她是第一个到的，她躲在一个角落，认真地观察我，她发现我的发型变了，短发，显得小脸圆嘟嘟的，十分可爱。看到我没哭没闹，吃饭也很利索。
小邓老师叫了声：“文利，你姐姐来接你了。”一个正在玩耍的小女孩站起来走到门口张望了几下，转头对小邓老师说：“小邓老师，我没有姐姐，只有哥哥。”小邓老师看了看她，笑着对她说：“黄文利，我叫的不是你，我叫的是沈文利。”那个叫黄文利的小女孩便退回教室，继续和一个小男孩一起玩，那个小男孩叫黄文胜，他们是双胞胎兄妹。
小邓老师走过来拍拍我，用手指指门外。这下，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站在门口的大姐，不知是高兴还是难过，我“哇”地一声哭了，没有离开位置。大姐赶紧进来，笑着说：“幺妹儿，不哭了，不哭了，大姐不是来接你了嘛，告诉大姐，幼儿园好不好玩？”
我不说话，心里有些小小的怨气，并不住地小声抽噎。小邓老师跟大姐说了几句话，我听到像是在说剪头发的事。我紧紧地拉着大姐的手，生怕她再把我一个人扔下又自己跑掉。大姐让我跟老师说再见，我看了一眼小邓老师和陈老师，什么也没说，使劲儿扯着大姐往外走。大姐把我拉回教室，跟两位老师打了招呼，又抓起我的手向老师摆了摆，算是说了再见。
出了园门，我像是一只出了笼的小鸟，一路蹦蹦跳跳，欢呼雀跃，很快就回到了家。父亲还没下班，母亲也还没回到，二姐正打开抽屉在数饭菜票，张罗着准备去饭堂打饭。小学放学比中学早，开学后，打饭的事情就由二姐承包了，早、中、晚三餐，她打回什么大家就吃什么。看到我回来，二姐过来问我幼儿园好不好玩，有没有交到什么新朋友。我只是叫了声“二姐”，其他的话一概不说。二姐也懒得理我，下楼后直奔食堂去了。
饭菜打回来后，父亲和母亲也陆续到家，一家人落座吃饭。
大姐突然说要给我改名，说她今天去接我，发现我们班另有一个文利，不想我与别人重名。父亲母亲没有反对，只是问大姐想好要改的名字没有。
大姐说她想好了，名字就叫“湘”，以此纪念我们家是从湖南迁过来的，但要跟妈妈姓，叫陈湘，说这样才能体现男女平等。
二姐的一句话又让大姐改变了主意，二姐说以后别人会误以为幺妹儿是母亲带过我们家的。
大姐决定我叫沈湘，她自己跟母亲姓。
二姐又说别人照样还是会误会，并说只有她自己跟母亲姓，别人才不会乱猜。但大姐不管，执意坚持自己跟母亲姓，说她是老大，老大要有老大的担当。
他们说他们的，我一言不发，给我改什么名，我就接受。小小的我心里有一个天大的秘密，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秘密，我要等到石破天惊的那一天把这个秘密揭开给他们看。
大姐给自己改的名字叫“陈险峰”。她说毛主席说的：无限风光在险峰。二姐的“小平”改成了“晓萍”，说是更女性化一些。
大姐让我记住，以后我叫沈湘，不叫沈文利，别人再叫沈文利让我别答应。我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周一一大早，大姐送我去幼儿园，跟老师一通说，大约是说我改名的事，然后把我交给老师后走了。我已经知道大姐要走我是拦不住的，况且还有两个老师拦着我。我只好大哭了一场，看着大姐快步离开。
日子就这样重复了三周。
开学后三周的那个周日，陈老师意外地来到我家。
上午十点左右，我们三姐妹正在外面踢毽子玩儿。大姐一个翻花正把毽子踢得老高准备用脚去接的时候，看到陈老师朝我们走过来，她忙用手将毽子接住并和陈老师打了声招呼。陈老师走近摸了摸我的小脑袋，问我：“沈湘，爸爸妈妈在家吗？”我已经能完全听懂陈老师说的话了，但我只对陈老师抿嘴笑笑，没吱声。
大姐忙说：“爸爸刚才出门了，妈妈在家，陈老师，我带您进去。”大姐说完，带着陈老师朝我们家走去，我和二姐也跟在她后面。门半掩着，大姐推开房门，对母亲说：“妈妈，陈老师来了。”母亲正在备课，听说老师来了，赶紧起身，让坐。
陈老师忙自我介绍：“沈湘妈妈你好，我是幼儿园沈湘的老师，我姓陈。”
母亲刚开始搞不清是谁的老师来了，听了自我介绍，一把拉过我，让大姐去给陈老师倒杯水。
寒暄了两句，陈老师开始切入正题，她把我在幼儿园不说话的情况告诉了我的母亲。她想知道我究竟为什么不说话，是从没说过话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心里窃笑，陈老师居然把我当成了小哑巴。我当时就想告诉陈老师我不是小哑巴，但又觉得还没到时候，那一刻，我想溜走，但是被母亲一把抓住没走成。
母亲说：“陈老师，她以前没上过幼儿园，以你的经验来看，会不会是还没适应？”母亲看了看身边的我，又说：“以前她话挺多的，一天到晚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我也只有周六晚上和周日跟她在一起，你不说我都没注意，她好像确实说话少了。”母亲低头问我：“你在幼儿园怎么不说话呀？”我笑了一下，不出声，又想溜出去，母亲又一把抓住我，不让我走。
陈老师听说我是会说话的，她对母亲说：“那我就放心了，可能孩子在陌生的环境一下子不适应吧，过阵子她会说话的。”接着，陈老师把我挑食的事跟母亲告状。
我坐立不安地听着陈老师向母亲告状，想跑又跑不掉，小身子一直被母亲按着，动弹不得。
母亲是拿我没办法的，那些东西，我从小就不吃。不吃肥肉，是因为肥肉一入口，肠胃就会翻江倒海，不吃葱、蒜、香菜，是因为它们的味道我闻着是臭的。至于包子只吃馅不吃皮，母亲觉得我是真的不懂事，是生在福中不知福，不知道什么是粒粒皆辛苦，并对我进行了专题教育，告诉我什么是汗滴禾下土。
事情在不久后就见了分晓。
又是一个周日，母亲带我在路上的时候偶遇陈老师，我主动和陈老师打了招呼，陈老师很高兴，跟母亲说我在幼儿园已经开口说话了，说的是普通话，完全没有湖南口音的那种。
母亲说她也发现我现在说的都是普通话，说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说湖南话的时候，我说的也是普通话，还说我一天到晚又变得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了。
这就是我说的石破天惊的大秘密。为了融入新的环境，我在下死功夫学说普通话，但我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中，我把老家话给忘了，到了只会听不会说的地步。于是，除了奶奶，全家人都跟我说普通话。大姐、二姐也不再叫我“幺妹儿”了，她们说用普通话说这三个字别扭。从此，她们就对我“沈湘，沈湘”的呼来喝去。
陈老师不仅对我开口说话了表示欣慰，还在另一方面表扬了我。她跟母亲说我已经不挑食了，每次吃饭的时候，再也见不到我把不爱吃的菜丢到桌子上。还说她发现我不喜欢面食，但也会慢慢地把包子、馒头吃完。
母亲回来后对我大加夸奖，我有点小得意。自从上次陈老师来过我家后，我又有了另外的小秘密，这个秘密并没有被老师们发现，而且我也不打算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的家人。
小朋友们有的吃完饭，有的还在吃，有的吃完了去把碗勺放进收碗的桶里的时候，是两位老师最忙的时候，她们忙着照看这个，忙着给那个喂饭，我就趁乱捧着碗勺悄悄地走出教室，将碗里的两片肥肉用勺子刮出来倒进阳沟的角落里，然后不声不响地走回教室，将粒米不粘的碗勺放进了收碗的桶里。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这么做，自从陈老师到家里跟妈妈告了我的状，说我挑食后，我知道了不吃的菜是不可以天经地义、正大光明地丢掉的。每次吃饭，如果再碰上这些东西，我就悄悄地把它们压到饭菜的最底下，然后趁老师们不注意的时候将那些东西倒到阳沟去，老师居然一次也没发现，这样的事情，从我明白了挑食不是好习惯后时时都在上演。
幼儿园的两年，除了刚开始的不适应，我是过得很愉快的。我记得很多事情，有一次，陈老师把教室的钥匙落在教室里了，虽然看得到，但无论找了多长的棍子总是撩不出来，小邓老师看了看围着的一群小朋友后把我拉到陈老师面前对陈老师说：“陈老师，我觉得沈湘的脑袋小，我们试试看能不能把她从窗口塞进去。”陈老师看了看窗，看了看我，用手在窗子的栅栏上比划了一下，又在我的小脑袋上比划了一下，对小邓老师说：“来，试试。”小邓老师把我抱起来，慢慢地将我的头从两根栅栏中间放进去，没想到，一点儿障碍都没有，我的小脑袋就这样钻进了教室，陈老师和小邓老师高兴地再把我的身子往里送，我成功地为中班打开了教室的大门。那天，我觉得无比自豪，为自己有这个“特异功能”兴奋了好久，并且还趁人不备又实战了一次。
某天中午，趁着午休老师没注意，我一个人偷偷地溜出卧室，爬上了玩具室的窗口，钻进玩具室和心爱的玩具一起胡闹，结果被老师发现，揪回去按在床上，寸步不离地看着我。
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发现班里的小朋友一天比一天少，今天豆子不来了，明天花卷不来了，黄文利和黄文胜也不来了，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一天，小邓老师将我带出幼儿园，带到她家里。我跟小邓老师家的奶奶玩了一天，乐了一天。奶奶教我把一粒扣子用线穿上扯着玩，说是“拉哨”，我一教就会，“呼呼呼”地扯得风声水起。奶奶还给我吃了一种黑红黑红的小果子，说是“豆捻”。奶奶还给我讲雷锋叔叔做好事不留名，好事做了一火车的故事。总之这一天，我快乐极了。奶奶给我洗了澡，在我身上扑了满身的白粉，把我呛得够呛，我照了镜子，镜子里的我变成了一个面粉人儿，我对着面粉人哈哈大笑。第二天早上，小邓老师又把我带回了幼儿园。后来才知道，那段时间，幼儿园里很多小朋友起了水痘，水痘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病毒。那时正逢盛夏，我的额头上、背上起了大片大片的痱子，陈老师和小邓老师都以为我染上了水痘。全托的孩子肯定是家里没人照顾才送全托的，两个老师商量后，决定由小邓老师将我带回自己家进行隔离护理。小邓老师的奶奶有经验，她发现我并没有染上水痘，而是满身的痱子，她去弄了些痱子粉给我扑了个满身。
在幼儿园，我们除了玩，除了吃，除了听故事，也学做手工。
早餐后，小朋友们洗完手，上完厕所又回到教室，我们发现，每张桌子上都放上了一个小盒子，小盒子里有很多小纸片，小邓老师给每个小朋友发了一把小剪刀。陈老师说今天上剪纸课。
我看到陈老师把手中的小纸片对折后又对折，我也有样学样地把小纸片对折后又对折。只见陈老师用剪刀在对折的纸上剪了一刀，一个小纸块掉了下来，陈老师问我们：“小朋友，你们猜猜老师手上的这张纸变成什么了？”所有的小朋友都瞪大眼睛看着陈老师手上那张纸，豆子说：“变烂了。”花卷说：“有个窟窿。”我想不出被剪了一刀的纸会变成什么样子，没出声，等着老师揭开谜底。只见陈老师将纸慢慢打开，所有的小朋友都开心地叫起来：“五角星，是五角星。”我迫不及待地拿起剪刀，在自己对折过的纸片上剪了一刀，然后打开，发现并不是五角星，我剪出来的只有四个角，像是一个正方形，但我也很高兴，并用眼睛穿过正方形往四处看，一切仿佛都和平时不一样了。这就是传说中的看电影吧，我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又从盒子里拿出一张纸，对折对折再对折，一剪刀下去，打开，发现了两个四角星。 又拿一张纸，对折对折再对折再对折，再一剪刀下去，打开，发现了四个四角星，我知道了，对折得越多，剪出来的四角星越多。当其他小朋友开始向老师炫耀他们剪出的形状时，我已不甘心再剪方方正正的四角星了，我开始用剪刀在对折的纸上弯弯曲曲地剪，并且在不同的地方剪。一张纸，能下刀的地方都下刀了，放下剪刀后，我将纸慢慢打开，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幅画。我欣喜地对站在我旁边的陈老师说：“陈老师，你看，这是窗花。”
陈老师毫不吝啬地夸奖我：“沈湘，你真棒！”小邓老师也夸张地说：“你可真是个心灵手巧的小姑娘。”老师这么大的声音，全班小朋友都应该听到了，面对这样的夸奖，我不禁沾沾自喜。
有一天，我正在教室里埋头看一本叫《南瓜的秘密》的书（其实是连环画），陈老师带着一个小男孩走进了教室。陈老师对大家说：“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班又多了一个新朋友，大家欢迎。”说着带头鼓掌，小朋友们也都跟着拍手欢迎。
新来的小朋友是个虎头虎脑的男孩，一点儿也不像豆子、花卷那样古灵精怪，但他一点儿也不害羞。陈老师让他做自我介绍，他就一板一眼地说：“我叫马彬，我六岁了，我是不吃猪肉的民族。”
我不知道什么是“民族”，听他说他不吃猪肉，心里暗想：“他跟我是一个民族吗？我是不吃肥肉，他是连瘦肉也不吃吗？”我还发现，这个新来的马彬中午都要被接回去。
听大姐说，我每月占用着父母收入中的9元钱，在幼儿园里过着“奢侈”的生活时，家里是一贫如洗的。父亲时不时地出差，母亲每周只回家一次。我上大班的时候，奶奶也从老家过来了。父亲和母亲微薄的工资，要养6个人。每到月底，母亲不得不靠卖旧报纸度日。父母不在家的日子，就是大姐当家作主，奶奶来了，也还是大姐当家作主。买了一截冬瓜，她上学前会在冬瓜上划一条线，交代奶奶，今天只能吃这么多。买了骨头，她会把吃掉了肉的骨头煮了又煮，一餐又一餐地喝骨头汤，直到完全没有了味道才舍得扔掉。
一辈子勤劳的奶奶看到了家里的拮据，她踮着一双小脚在校园里四处开辟菜地，种上南瓜、豆角、辣椒、空心菜等各种蔬菜。家里还养了鸡，鸡屎是最好的肥料，鸡蛋是最好的营养品。在奶奶的勤劳和大姐的节俭中，这个家终于结束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素菜是管够的，没有荤菜吃的时候，还能吃上一碗水蒸蛋。家里有重要的客人来，也有鸡可杀。
我一直觉得奶奶煮的菜很好吃，就是水蒸蛋不行。长大后才明白，那是一个鸡蛋不知兑了多少水蒸出来的，吃起来不就跟喝水差不多吗，那时候，那碗水蒸蛋就是全家人的营养来源。但从此以后，在未来的日子里，不管哪里的蒸蛋，不管蒸蛋的色香味有多诱人，我都对水蒸蛋提不起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