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关于矿难事故如何处理的会议最后不欢而散，但却让初入官场的我明白了什么叫官大一级压死人。
姚援朝和刘文才这两个坎杖子乡的党政一把手明摆着是推卸责任，两个人一唱一和，就把这次矿难的责任都丢给我了，要我承担所谓“监管不力”的责任并处理善后事宜，其他几个乡干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没人帮我说话，我孤掌难鸣，这事就被定了下来。
人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我才刚从谢文媛的诬陷中解脱出来，又接了矿难这么一个烂摊子，但冷静下来，憋屈归憋屈，其实有一点姚援朝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那就是无论如何辩解，安全生产责任书上清清楚楚的写着我的大名，矿难也是我去宝安金矿实地检查完工作后发生的，上级真追查下来，我难辞其咎，而且一旦处理不好，我的政治生涯可能基本就毁了。
出了会议室，我先让赵连友马上联系乡派出所，跟他们一起带着几个乡干部去矿上封锁现场，然后就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办公室。
这一天晚上我又失眠了，翻来覆去都在想这事该怎么办，直到天快亮的时候，迷迷糊糊的我被外面一阵锣鼓声和哭闹声惊醒，等我匆忙穿好衣服走出办公室（当时办公条件简陋，办公室里面放一张简易单人床就当睡觉的地方了），一眼就看见政府大院外面围了不少人，男女老少披麻戴孝哭闹不停，甚至还有在外面上香烧纸的，旁边没看到其他乡干部，只有门卫张大爷在维持秩序。
我顿时心里一沉，走上前去指着门外问，张大爷，这怎么回事？
张大爷愁眉苦脸，说都是矿上死了人的家属，这不是来乡政府讨说法了。
我又问他那怎么没看到乡长和书记，其他乡干部又干嘛去了？张大爷的脸色变了几变，然后告诉我说一大早乡长和书记就走了，他也不知道干嘛去了。
至于其他乡干部，张大爷拍了拍我的肩膀，叹了一口气，以一副过来人的口吻说，年轻人，碰上这事都是能躲就躲，谁还往跟前凑乎？
听张大爷这么一说，我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怒气，偌大一个乡政府，这么大的事就让我一个人刚毕业的学生来处理，其他人能跑就跑能躲就躲，尤其是那个乡长刘文才，在会上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还有脸教育我说身为党的干部要勇于担当，敢于承担责任，结果事到临头跑得比兔子都快，真他么不是东西。
虽然心里这样想着，但是我不能在张大爷面前表现出来，我暗自攥了攥拳头，强行将这些怨气压了下去，与其有功夫在这里生闷气还不如想办法去把事情解决来得实在。
就在这个时候乡党委副书记王勇走了出来，看着我说了句跟我来，就走向了大门口，我还以为这是终于有人站出来解决问题了，就跟着他走到了人群跟前，王勇对着正哭闹的群众举起双手往下压了压，喊道，乡亲们！好了好了，先听我说！
这些人显然是认识王勇的，听他这么一喊渐渐安静了下来，王勇又对着乡亲们说，你们的事乡里都已经知道了，乡党政领导班子高度重视，一定会查明原因，也在积极研讨善后和解决的方法，请你们放心，乡政府肯定会给你们一个妥善的交代等等。
我越听越不对劲，这哪是要解决问题，分明就是在打官腔，王勇说完这些并没有停下的意思，他侧着半个身子转向我，摊开手掌尖指着我对着人群介绍道：“这位呢，就是咱们乡主管生产安全的副乡长武常思，姚书记和刘乡长去县里汇报这次金矿事故，临走前委托武乡长全权处理，你们有什么诉求，都可以跟他说！”
我顿时有种很荒谬的感觉，这坎杖子乡的领导干部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无耻程度不断刷新我的认知，相比较起来，谢文媛陷害我的那事真是毛毛雨，简直不值一提。
乡亲们一听说有人负责，顿时群情激愤，一下子就把我围了起来，而王勇则趁乱假装若无其事的走掉了，我也没有功夫去在意他，大家围着我各说各的，我真是什么也听不清，一个头两个大，最后我只好说，这么乱糟糟的也不是办法，亲属什么的先回去，直系亲属每家先派一两个代表，到我办公室里细说。
就这样五个代表跟着我进了办公室，一进门就吵吵着让我给说法，我一边赔笑脸一边热情的沏茶倒水，我知道他们正是情绪激动的时候，我就算说什么他们都是听不进去的，只有先安抚好他们才会听我说，所以我必须先拿出一个真诚的态度，伸手不打笑脸人，可能是我和其他乡领导干部不一样，没有推诿扯皮，是真的想负责任，他们的情绪也就慢慢稳定了下来。
这个时候我才拿出态度，这也是我半夜里辗转反侧想好的，我知道这个时候最忌讳说废话，于是言简意赅的表态了三点，一是肯定要查明矿难原因，给大家一个交代，二是善后赔偿，这一点会跟矿老板谈，赔偿金额严格按照国家规定，一分不少，必要时会请公安部门和法院介入，最后第三点，就是严肃追究责任人，这个由上级调查定论，我请他们相信组织。
在那个年代政府的公信力还是很有权威，没有像现在这样缺失，所以乡亲们听完后或多或少都暂时相信了我，但也说了，一旦他们在乡里得不到满意的结果，一定会上县里甚至市里讨一个公道。
不过不管怎么样，总算是把他们先稳定了下来，我长出了一口气，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其中一个妇女胸前抱着遗像，一边用手摩擦一边掉眼泪，样子很是可怜。
在农村，青壮年的男人几乎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顶梁柱一塌，加上坎杖子还是有名的贫困村，这本来不好的日子就更加不好过了，我心有戚戚，忍不住安慰了句节哀顺便。
哪成想我这么一说，那女人便悲从中来，说本来就知道在矿上干活危险，可是为了贴补家用也没办法，矿上体力劳动重，一般都是三天一放假，这次不知道为什么五天没回去，但之前也有过偶尔矿上活多晚回去的时候，也就没在意，哪成想半夜就传来了这个噩耗。
听她这么一说，我顿时一愣，因为前一天我跟赵连友去宝安金矿检查的时候并没有看到什么忙碌的场面，甚至连矿工都没有几个，我又仔细看了一眼遗像，然后搜刮了一下脑海，发现那几个矿工中并没有这个人。
“等等，你是说，你男人这次五天都没回家？”我连忙问她。
那女人虽然有些疑惑我为什么有此一问，但还是点点头。
我又转过头问其他两家，他们也都说是五天没有回家了，我脸色一变，问他们有没有带死掉矿工的照片，他们摇摇头，说没带，不过家里倒是有。
我说行，正好你们也都要回去，我就跟着你们去看看。
他们以为我是要了解了解家庭情况，也就没有多想，于是我就到他们三户家中坐了坐，也拐弯抹角的提出要看看另外两个死掉矿工的照片，近期照的最好。
结果等我在最后一户矿工家中看完照片的时候，我顿时疑窦丛生。
我从小记人的能力就比正常人突出一点，只要见过一面我几乎就记得住，当初刚入农校，我们班二十七个人，老师只介绍了一遍，我就分得清谁是谁，对号入座分毫不差，而前一天在矿场一共就有数那么几个矿工，所以我确定以及肯定，这死掉的三个人昨天都没有在矿上。
我是带着疑问回到乡政府的，先去食堂就着热水咸菜胡乱塞了两个馒头，之后坐在办公室里，我越来越觉得这事蹊跷，因为按照他们家里人的介绍，这三个矿工都很顾家，品质也比较憨厚淳朴，更没有什么陋习，平常最多就是爱喝点小酒，偶尔打打扑克和小麻将，但绝对不会为此彻夜不归，而且我去他们家的时候，周围的邻居听说了也都过来看看，从他们口中也不难听出，这三个矿工平日在村子里风评的确也都不错，并没有什么赌博之类的恶习。
最重要的是，坎杖子乡一共有八个村，而这三个矿工分别住在不同的村，他们又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巧合？
没在矿上，又没在家里，那么，他们又去了哪里，又怎么会突然就在前一天晚上死在了矿里？
我突然意识到，这次矿难事故，绝对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只是还没容我多想，办公室的门就响了，我打开门，一看是赵连友，我让他进了屋，一边倒水一边说，老赵，正好我要找你呢，一会中午要没事跟我去杜宝安那看看，咱得谈谈赔偿的问题。
哪成想赵连友神色古怪的看了我一眼，最后叹了口气说，怕是谈不成了，武乡长你也不用去了。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楞了一下，然后心中一紧，连忙问道：“你不是来告诉我说杜宝安跑了吧？”
赵连友摇了摇头，说那倒不是，我来就是为了告诉你，杜宝安他，去派出所投案自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