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都觉得老吴是一位手艺高超的裱糊匠。
我们大院的房子，除了后盖的，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我小时候住在那里的时候，除了极个别有钱的人家，将顶棚换成了水泥或石膏，窗户纸换成了玻璃，大多数人家屋子的顶棚和窗户还是高丽纸糊的。整条街的院子里情况大致相同，裱糊匠便大有用武之地。不仅我们大院，整条街，老吴也是赫赫有名的。尤其是秋天冷风吹来的时候，很多人家都要重新换窗户纸，糊顶棚，老吴常常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
老吴长得身大力不亏，结实的腿壮得像根树桩，胳膊一伸，能让三个小孩在上面打摽悠。他有个儿子，和我同岁。我们读中学的时候，老吴的活儿忙不过来，常常要儿子搭把手，主要是让儿子到公兴和敬记去买纸。他儿子小吴便拉上我，要我和他就伴儿一起去，好帮他把纸扛回家，别看纸薄，整捆在一起，挺沉的呢。不过，路上，他会买串糖葫芦犒劳我一下。
这两家纸铺离我们大院都很近，公兴在前门大街大栅栏口路西，是一座二层小楼；敬记纸庄和我们大院只隔一条街，更近。这两家都是光绪年间开张的老纸铺，不过，一般买糊窗户用的高丽纸，老吴要我们去公兴；糊顶棚的纸，老吴让我们去敬记纸庄。糊顶棚比糊窗户麻烦，得用三种纸，打底子用毛刀纸，然后刷上一层大白纸，大白纸上刷的有一层粉，比较结实，最后再糊上一层高丽纸。不讲究的，最后一层高丽纸就免了。为省钱的，打底子，不用毛刀纸，改用报纸，但是大白纸这一层是少不了的。之所以选择这两家，是因为公兴的高丽纸质量好，而敬记纸庄的毛刀纸和大白纸便宜。老吴干活儿，大家放心，不多要钱，该替你省的都省了，想得周全。秋天到了要换窗户纸和糊顶棚的时候，各家都会纷纷请他。
老吴很会讲故事，尤其是讲《水浒传》，跟连阔如说评书似的，特别吸引人。尤其是讲起林冲的故事，从八十万禁军教头，白虎堂被诬陷，野猪林被害，到风雪山神庙，火烧草料场呀，讲得津津有味。他对林冲情有独钟，他说如果让他给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排座位，林冲得排在第一。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在这一百零八位好汉中，林冲武艺最高强，要不他也做不成八十万禁军教头。你们知道什么是教头吗？就是教官，教授别人武艺的老师。八十万啊，八十万是什么数字？能够教授得了八十万人的教头，得是什么样的教头？这样的教头，了得吗？
我问他还为什么？他说林冲对家里人尤其对他老婆最好，要不是为了他老婆，他早就把那个陆虞候，还有那个董超薛霸给杀了，还受野猪林里那么大罪？他对林冲被诬陷格外同情，说是要不林冲也不会非得跑到梁山那个鬼地方不可。
他站在梯子上一边往顶棚上糊纸，一边讲林冲，两不耽误，所以，我和他儿子都愿意在底下帮他递递纸，一边听他有声有色地讲，还有他不时地点评。他的点评，比我长大以后看金圣叹的点评还要有趣。
这样一个颇受我们大院老少欢迎的人，“文化大革命”一来，首当其冲倒霉了。街道办事处的一个什么主任，把他的档案泄露了，一张大字报糊在我们大院的外墙上。我们才知道，原来老吴不是裱糊匠，而是国民党的一个童子军教官。那时候，一沾国民党，还是什么教官，立刻就完蛋了。一通批斗，老吴被罚打扫我们一条街的厕所。
那时候，公共厕所很少，厕所都在各个院子里，一条街，那么多院子，得有多少厕所呀，他忙得脚不沾地，也忙不完。不过，他身子骨棒，都还能忍。让他忍不下来的是，非得说他害过两个共产党人的命。他一再辩解，他当教官的时候，确实见过两个人，是不是共产党，他不清楚，北平解放前夕，那两个人跑到他的学校里来，请他帮帮忙，让他们藏一下，后面有国民党的大兵追他们，等大兵走了，他们就会马上离开。听说话口音是山东老乡，又是两个年轻人，他就答应下来，让他们藏在学校装体育器材的仓库里一对跳马的跳箱里。大兵走了，这两人也跑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现在非说是他害了这两个人，弄得他有口难辩。
每天打扫厕所之外，就是要他交代怎么害的这两个共产党人。天天关在街道工厂的一间小仓库里，不让回家。他让人家去调查，但那两人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上哪儿查去呀！
有一天早晨，有人在我们大院里的厕所房梁上发现了上吊的老吴。
那天晚上，他的儿子小吴找到我，递给我一封信，是老吴写给他的，信里别的话我记不住了，但惊叹号包围着的一行话，我记得很清楚：你要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也要相信你爸爸，我绝对没有害那两个共产党，相反，是我救的他们！我是冤枉的呀！我不是共产党，但是，我也绝对不是反对共产党的呀！最后，他还连着写了好几句：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这封信，给我印象很深，当时，我很惊讶，我无法判断信里所写的是不是老吴真实的心？莫非老吴和林冲一样，也是被诬陷的吗？
我问小吴。他也回答不了。他只是悄悄地告诉我，他爸临上吊的前一天晚上，他妈把他的两个姐姐都叫回了家，告诉两个姐姐她们的爸爸被揪斗好多天了，让她们姐儿俩当着他爸的面表态，回去好向单位有个交代。
我猜想，这让老吴很没面子。自打北平解放以后，因为历史的问题，老吴就没有正式的工作，一直靠裱糊为生。虽然不是什么正经的差事，但是，手艺好，口碑不错，在我们大院里，还是挺给家里挣面子的。两个女儿早都结婚单过，偶尔回家，也常常会给他带二锅头，待他不错。历史的那点儿问题，早就有结论了，现在，一下子又成了问题，而且，他一下成为她们要划清界限的对象，他连连解释说自己绝对不是什么坏人，要她们相信。两个女儿什么话也没有说，就回家了。他看见他爸爸坐在折叠床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抽到大半夜，还不睡。我知道，自从老吴被揪了出来，老吴就从小吴他妈妈那屋里搬了出来，在小吴的房间里搭一张折叠床。晚上，我找小吴的时候，见过他好几次，都是坐在折叠床上抽烟。
老吴是我们大院里在“文革”中死去的第一个人，还是自杀，这在当时被说成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可以说是罪加一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大院好多人不敢上厕所。弄得他儿子小吴灰头土脸的，抬不起头来，更不敢上厕所。
小吴整天跟霜打的草一样，不知所措，特别不愿意回家，耷拉着脑袋，一天也不说几句话。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虽然读中学不在一所学校，在我们大院里，还是常常玩在一起。自从老吴自杀后，大院里好多人躲着他，我不能这样势利眼呀。我能够做的，就是别人都不理他，我还天天陪他在一起，和他在外面转悠，一直转悠到天黑才回家。我心里也害怕，害怕他想不开，走他爸爸的路。
熬过了一年多，我们俩都报名上山下乡，他先去了山西，接着，我去了北大荒。临去山西前一天的晚上，他两个姐姐来了，给他送来一点儿东西，让他带在路上吃。他姐姐走后，我去他住的房子里找他，为他送行。我看见，他爸爸睡的那张折叠床还放在那里，没有折叠回去。我坐在折叠床上，和他说着话。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好多，聊到很晚，他妈妈从她住的房间走出来好几次，走到我们的跟前，冲他说：都多晚了，你明天还走不走呀？他似乎有些不耐烦，说了他妈妈一句：不走了！我看他妈妈很无奈地返回房间。我觉得他也应该睡觉了，明天还要赶火车，也怕他妈妈再来催他睡觉，看见我还待在屋里，挺尴尬的。
他拉我坐下来，对我说：别管她！他的这口气让我一愣，他是一个礼貌周全的孩子，从来没有用这种口吻说过他妈妈。他妈妈是我们大院斜对门那家邮电所的所长，虽然只是一个小邮电所，但从解放以前有这家邮电所，她就在那里当所长，一直当到解放以后。她是一个业务精当又矜持风雅的女人。
小吴拉我坐下，对我讲了这样一件事情。是他爸老吴临死前一天夜里的事情。他说，半夜里，他爸悄悄地从折叠床上爬起来，以为他已经睡着了，其实，他根本没有睡着。那时候，他爸的一举一动都让他揪心，每天晚上睡得都不踏实。他看见他爸悄悄地溜到他妈的房间里。没过一会儿，他听见他妈大声地骂，明显是在骂他爸。他妈是个文雅的人，从来没有这样骂过人。他弄不清他爸到他妈那里做什么去了，只见他爸挨了骂后灰溜溜地又回来，悄悄地躺下，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一直抽到烟盒里的烟抽完了。天也蒙蒙亮了。他看见他爸悄悄地又从折叠床上爬起来，还以为去上厕所。
早晨，我爸在厕所的房梁上上吊了。小吴这样对我说，近乎绝望又充满怨恨地说，几乎要落泪。
说实在的，那天夜里，听完小吴对我的讲述，我并没有理解他讲述的全部含义。我只是感到他似乎对他妈有些怨恨。现在，我多少明白一些了，为什么小吴会对他妈有些怨恨。也许他妈当时的心情和做法，都是可以理解的，是想和自己的亲人划清界限时一般人都会有的表现。如果是在平常的日子里，这样的骂，也许算不了什么，夫妻之间，哪有不吵不骂的。但是，不是在平常的日子里呀，是在他爸生死的关键时候呀，他妈的骂，便成了压倒他爸身上最后的一根稻草。或许，外界的一切屈辱和压迫，他都还能忍受，最难以忍受的，来自家庭，来自亲人。
如今，我们都是往七十奔的人了。往事不堪回首，人生歧路多又迷茫，我和小吴多年来再也没有见过面。一直到去年的秋天，我在美国，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竟然是小吴——现在应该叫老吴打来的。而且，竟然是从华盛顿打来的。这让我感到非常意外。
他说他前些日子回国了一趟，碰见老街坊，知道我在美国的儿子家小住，便要来电话打给我。我才知道，他来美国已经二十来年了。聊起往事，他告诉我，刚粉碎“四人帮”后，有一天，有两个老头儿找到他，说他们一直在找老吴，是老吴当年救了他们。“文化大革命”时候，他们两人也挨了批斗，心想老吴肯定也会跟着他们吃挂落儿，赶紧千方百计找老吴。他们说不能让好人吃亏呀！知道老吴被冤枉，这两人好心帮助他出国留学。也算是好人有好报吧。
我对他说，你又回咱们大院了吗？现在拆得七零八落了，但老房子里的顶棚居然还是纸糊的。他告诉我，去大院看过了。停了一会儿，对我说，那顶棚还是当年我父亲糊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