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点四十分，刘冰把第一摞材料送进了省长办公室。
材料不厚，最上面是一张重新绘制的表格。横向六栏，分别记录事件发生、属地首报、公安掌握、省政府收文、分管领导批示以及相关部门响应的时间。
这是他正式调入汉东省政府办公厅以后，接手的第一项完整工作。
昨晚散会后，省政府值班室、应急办、信访局和安全生产部门各自调出了近一个月的记录。几套系统的登记方式不同，有的精确到分钟，有的只写上午、下午。刘冰带着两名工作人员核到凌晨三点，先从四十多条信息里筛出了八件可能涉及公安处置和政府协调的重大事项。
路承远没有先看结论，而是逐项检查材料来源。
一起高速公路连环事故，交警总队在事故发生二十七分钟后掌握现场情况，省政府值班室两个小时后才收到经过整理的事故简报。一起县城建筑工地欠薪纠纷，当地公安已经完成第一轮人员疏散，分管信访工作的郭维平才收到消息。还有一起矿区冲突，省公安厅报来的材料写着“现场已妥善控制”，却没有说明冲突最初发生的时间。
八件事里，公安厅没有一件完全漏报。问题出在另外两个字上：迟报。
更准确地说，是等到事情有了阶段性结果以后再报。
刘冰站在办公桌旁，把昨晚核对时发现的情况作了说明。几份公安简报本身写得很好，人数、处置经过和风险结论都很清楚，措辞也极为谨慎。若只看文件，很难挑出明显问题。可一旦与属地政府、信访和应急系统的记录按时间排在一起，几个小时的空白就露了出来。
路承远拿起红笔，在每一段空白旁边分别写下医疗、交通、民政、信访几个词。
“不要替公安厅判断，也不要去查省委政法委的内部台账。”他说，“只看省政府自己的记录。在这几个小时里，政府有没有需要履行的职责。”
刘冰点点头，将新要求记在表格右侧。
顾明川随后赶来。他已经让办公厅核对了现行突发事件报告制度，文件规定得并不含糊：重大治安事件应当向省政府及分管负责同志报送基本情况；涉及跨部门协调的，省政府值班室应当同步掌握。需要省委政法委统筹协调或者监督办理的事项，另按规定报告。
制度没有缺口，实际报送却绕开了它。
路承远合上文件：“请维平同志过来一趟。先谈工作，不开会。”
郭维平十几分钟后到了。
他接过刘冰整理的表格，从第一行看到最后一行，没有急着解释。办公室里只听见纸页偶尔翻动的声音。看到大风厂一栏时，他的手停了一下，随后又将另外几份公安简报逐一对照。
“这些时间基本准确。”他说。
路承远给他倒了一杯茶：“你以前发现过吗？”
郭维平捧着茶杯，没有立即喝：“发现过。公安厅的日常业务、治安数据和年度工作，报得都很及时。遇到重大案件和敏感稳定事项，情况就不一样了。”
省公安厅处理敏感情况时，往往先由祁同伟向高育良作政法工作汇报，本应同步进行的省政府行政报告反而被放到了后面。厅里继续核实人数、统一判断、区分涉密内容，最后才形成报送省政府的文字材料。这个过程有时一两个小时，有时要等到现场基本控制以后。
郭维平曾经要求公安厅同步报送，祁同伟也答应过。此后简报确实多了，涉密内容却越来越少，省政府得到的通常是一份挑不出问题的处置结果。
“祁同伟同志不是不报。”郭维平把表格放到茶几上，“他报，只是报得晚，也报得很干净。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未必知道；事情处理完了，结论一般会准时送来。”
这句话里没有抱怨，更像一名分管领导对现状的陈述。
路承远问他为什么没有继续追下去。
郭维平没有马上回答，而是从公安厅现行领导关系说起。
2010年，中组部下发文件，要求省级政法委书记不再兼任公安厅长，同时明确省级公安厅长由政府领导班子成员或者政府党组成员兼任。此后，各地大多由副省长兼任公安厅长；没有兼任的，也会明确一名副省长分管公安工作。
汉东采用的是后一种安排。高育良任省委政法委书记，不兼任公安厅长；祁同伟出任公安厅长后进入省政府党组，却一直没有迈进副省长序列。省政府因此明确由郭维平分管公安，目的就是让公安厅的行政管理、财政保障、机构编制以及重大工作报告，都能在政府体系内找到具体负责的人。
“从关系上讲，没有模糊的地方。”郭维平说，“祁同伟同志是省政府党组成员，但不是副省长。公安厅由我分管，他应当向我、向省政府报告工作。”
郭维平沉默片刻，抬头说道：“省长，我要求过同步报送，公安厅后来也补过制度。但真正遇到敏感事项，厅里还是把向育良书记汇报当成第一道程序，把向省政府报告放在核实以后。我每次追究时点，都会有人说这是不尊重政法工作统筹。这个顾虑，我有责任。”
他没有把责任全推给祁同伟。中组部明确要求省级政法委书记不再兼任公安厅长已经有几年了，两项职责在组织设置上早已分开。但过去几年，汉东的重大稳定事项仍一直由高育良出面协调。公安、检察、法院和信访部门先在政法委协调下形成意见，再由各部门按职责落实，许多干部已经把这种办法当成了正常秩序。
只要没有酿成严重后果，报告晚几个小时很少有人追究。
路承远把红笔放下：“政法委履行统筹协调和监督职责，与省政府领导公安厅并不冲突。公安厅掌握的侦查细节、行动方案和线人信息，当然不能在省政府办公系统里大范围传阅。”
郭维平看向他，等着后面的话。
“但是一场群体事件需不需要医院、需不需要交通疏导、要不要安排临时救助，这些不是侦查秘密。”路承远说，“政府要承担的责任，不能等公安把现场处理完以后才知道。”
郭维平慢慢点了点头：“如果只报事件规模、风险等级和需要协调的事项，可以和涉密材料分开。”
“先不定办法。”路承远把表格推回去，“今天把事实继续核准。祁同伟同志也要有完整说明的机会。”
谈话结束后，郭维平把八件事项的材料全部带走。他没有回自己的办公室，直接去了省公安厅驻省政府联络室。
上午剩下的时间，刘冰继续补齐表格。
他很快发现，公安厅报送省政府的材料虽然晚，内容却比属地首报准确得多。一起工地纠纷，属地最初报告五百余人聚集，公安核实后实际不到一百八十人；矿区冲突最初传出有人持械，现场勘查后只是几根工人带来的木棍。祁同伟显然不愿意把未经核实的数字送进省政府，更不愿让一句模糊的“情况紧急”引起多个部门同时动作。
这种谨慎并非没有道理。
可问题也同样清楚：若永远等到数字准确、情况稳定以后再报告，所谓报告便只剩存档价值。
下午三点二十五分，表格还差最后两项，省政府值班室的电话突然打了进来。
吕州市清河工业园发生人员聚集。
园区一家停产两年的机械厂被列入闲置土地清理范围。土地收回补偿方案刚刚张贴，企业职工、工程承包商和几名债权人便同时赶到管委会。三方都认为补偿款应当优先解决自己的问题，争执很快从会议室蔓延到园区门口。
值班室收到的第一次报告只有不到两百字：现场约二百人，有人员堵住园区主干道，公安机关正在维持秩序。
顾明川赶到省长办公室时，郭维平已经接到通知。两人核对时间后发现，聚集从下午一点四十分开始，两点十分发生第一次推搡，省公安厅两点二十五分已经掌握情况。省政府值班室接到吕州市政府报告，已经是三点十七分。
一个多小时的空白里，现场有三人受伤，其中一名退休职工被推倒后短暂昏迷。园区主干道被堵，几辆运送化工原料的货车滞留在道路外侧，所幸没有发生泄漏。
郭维平看完报告，先向路承远说明了自己的处置考虑。他准备立即与吕州市政府和省公安厅建立联合通话，让公安维持隔离带，禁止人员靠近滞留车辆；属地政府分别组织职工、承包商和债权人推选代表；卫生部门核实伤员情况；信访部门当天赶赴现场。
“你牵头处置。”路承远说，“相关部门由省政府办公厅协调。今晚不强行清场，先把危险车辆转移出去，也不要让补偿款在现场压力下临时改变支付顺序。”
郭维平答应一声，起身去了旁边的值班室。
此后的两个小时，电话几乎没有停过。
省公安厅最初建议尽快恢复园区道路通行。郭维平听完现场警力部署，没有直接否定，而是让公安先开辟一条临时通道，将装载化工原料的车辆依次引出。人群仍留在管委会门口，没有必要为了清出整条道路立即增加对抗。
吕州市提出由园区管委会承诺三日内先发一部分职工安置费，以换取人员离场。郭维平同样没有同意。土地补偿款涉及多方债权，现场作出没有依据的承诺，只会把今天的秩序问题变成明天的法律问题。
到了傍晚，受伤人员全部送医，滞留车辆也已转移。三方各自选出五名代表，愿意第二天到吕州市政府继续协商。聚集人员开始散去，公安始终没有实施强制清场。
郭维平结束最后一次通话，才发现桌上的茶一口没动。
他回到路承远办公室，汇报完现场处置，又把省公安厅刚刚补送的专题简报放到桌上。这份简报形成于下午四点零五分，人数、伤员、车辆风险和处置方案一应俱全，比省政府掌握的第一份情况准确得多。
只是距离公安厅掌握情况，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四十分钟。
“公安处置本身没有大问题。”郭维平说，“祁同伟同志对现场的判断也比较稳，没有主张立即清场。”
他停了一下，目光落在专题简报的报送时间上：“但如果我早一个多小时知道，卫生、信访和园区危化品运输协调都能提前准备。今天没有出大事，不代表这个时间差可以一直存在。”
路承远没有借机批评省公安厅。他让刘冰把清河工业园事件补进早上的表格，又让顾明川通知祁同伟，第二天上午九点到省政府作专题汇报。
参加汇报的人员不多，只有郭维平、顾明川和省政府值班室负责人。通知中也没有“说明情况”或者“接受质询”的字样，只要求省公安厅带齐近一个月重大事项报送台账和现行报告制度。
晚上七点，通知送到省公安厅。
祁同伟正在办公室看清河工业园的处置记录。秘书念到“近一个月重大事项报送台账”时，他原本正在文件上作批注，笔尖忽然停在了纸面上。
“通知抄送了谁？”
“郭副省长、顾秘书长，还有省政府值班室。”
祁同伟放下笔，重新把通知看了一遍。没有批评，没有追责，甚至没有点出大风厂和清河工业园。路承远只要原始台账，并且把现任分管副省长和掌握收文时间的值班室同时叫到场。
这比一份措辞严厉的质询更让他警觉。
如果路承远只追究清河工业园迟报，他可以解释核实过程，也可以拿出现场平稳处置的结果。可一旦台账列开，本应同步进行的省政府报告一再落后，就会变成他这个公安厅长无法用处置结果遮过去的问题。
祁同伟立即让秘书通知指挥中心、办公室和厅值班室，把所有报送材料按照原始时间重新排序。缺什么如实注明，一份不许修改，更不许连夜补写情况说明。
秘书答应以后，却没有马上离开：“祁厅长，要不要先准备一份解释材料？”
“解释什么？”祁同伟抬头看他，“明天路省长问的是台账。这个时候越急着解释，越像我们知道台账有问题。”
办公室的门关上后，祁同伟脸上的平静慢慢退了下去。
他起身走到窗前。省公安厅大院里亮着成排的灯，指挥中心的车辆不断进出。过去这些年，遇到最敏感的事情，他总是先向高育良汇报。向省委政法委报告本身有工作依据，可他渐渐把本应并行的省政府行政报告压到了后面。在祁同伟看来，这样既能等情况核实后再报，也能让高育良始终最早掌握全局。久而久之，这条汇报线不只是工作习惯，也成了他维持高育良信任、在汉东政法系统中保持分量的重要依靠。
路承远到汉东还不到一个月，先查土地，再查项目融资，现在又顺着大风厂的一份简报摸到了这条线上。
祁同伟不认为自己全错了。请省委政法委协调重大敏感事项没有问题，没有核实的信息过早扩散，也确实可能造成误判。但这两条理由，都解释不了公安厅为什么没有先向省政府报送最基本的事实。路承远没有排斥政法委的协调监督，更没有要求公安厅公开侦查秘密。他问的是省政府履行职责时，为什么拿不到自己组成部门的报告。
这才是最难回答的地方。
更让祁同伟在意的是，路承远是省长。自己筹划多年的那一步，无论省委如何考虑，省政府主要领导的评价都不可能绕过去。明天的汇报如果变成一次关于组织纪律和政府责任的谈话，他失去的恐怕不只是一套沿用多年的报告办法。
祁同伟在窗前站了很久，终于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高育良办公室的号码。
“老师，路省长明天要听公安厅的专题汇报。”
电话那边安静片刻，传来高育良平稳的声音：“哪一件事？”
“八件。”祁同伟说。
高育良没有再问材料，而是问：“你觉得他想干什么？”
祁同伟看着那份没有一句重话的通知，手指一点点收紧。
“他不是来查哪份报告晚了。”
他的声音低了下来：“他是要问我这个公安厅长，到底把省政府放在什么位置。”
-----这里是分割线，聊聊原著里的人物-----
赵家，赵立春赵瑞龙这一对父子是全书最别扭的人物，没有之一。不管是电视剧还是原著小说中，赵立春没有展现出一位FG级领导人的果决、城府、手腕和能力，而赵瑞龙就更次了，人到中年，心性浮夸，像一个小城市出来的没见过世面的官二代，不仅自己亲手去创业搞钱（吕州月牙湖畔花园和美食城、本人在山水集团中占股、惠龙集团大老板），还亲手干脏活（去香港接触刘生、培养高小琴高小凤姐妹等）。赵瑞龙不学无术可以理解为赵立春公务繁忙没有时间培养，但是连准备一个白手套或者教育赵瑞龙隐于幕后都没有，着实令人费解。整本书里所谓的秘书帮也就李达康和刘新建两个人，一个从政40年，其中省一省二加起来超过10年的省领导就这么两个人值得培养？再说李达康值不值得培养，是不是赵立春培养出来的还两说。
之前看到有网友说周梅森老师本人层级不高，但是这本书写的太高，导致周梅森老师写出来的东西就有点别扭，我觉得是合适的。如果整本书的层次降一级，是不是就瞬间对味了。汉东省变成汉东市，甚至不是重点城市，只是一个普通的地级市。赵立春是一个本地成长起来的干部，经过多年奋斗，终于高升副省级，由于长期缺乏对儿子的约束管教，导致赵瑞龙的能力手段跟不上自己野心，干了一堆脏事蠢事，最蠢的就是自己当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