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监护室的灯永远不会全灭。
阮星晚坐在陪护床上，后背靠着冰冷的墙壁，眼睛盯着对面病床上那个被各种管线缠绕的身影。
江绍烽还在昏迷，脸上扣着氧气面罩，胸口贴着电极片，心电监护仪发出规律的“滴、滴、滴”声，在深夜的寂静里格外清晰。
她已经这样坐了整整一天。
护士劝过她去休息，她不肯。
劝她吃口东西，她摇头。
劝她好歹躺下，她就象征性地靠在墙上，眼睛始终没从江绍烽身上移开过。
他每一次微弱的呼吸起伏，她都在心里默数，好像只要数着，他就不会停下来。
凌晨两点，心电监护仪的数据平稳得像一条直线。
可阮星晚的心一点都平静不下来。
她轻手轻脚地起身，绕过床边，把江绍烽露在被子外面的手指一根一根轻轻塞回去。
他的手冰凉，骨节分明，指甲还带着车祸那天没洗干净的血痂。
她不敢用力碰他，怕碰到什么不该碰的地方。
他的身体如今像一个瓷器，到处是裂痕，她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就让他碎得更厉害。
从ICU出来，阮星晚沿着空荡荡的走廊往医生值班室走。
高跟鞋踩在防滑地板上发出沉闷的闷响，她把鞋子脱了提在手里，赤脚踩在冰冷的瓷砖上。
值班医生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姓沈，戴着眼镜，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
看见阮星晚进来，他叹了口气，把面前的病历本合上。
“阮小姐，坐。”
“我不坐。”阮星晚站在办公桌前，双手交握在身前，指甲掐进手背的皮肉里，“沈医生，我想问问，他后续的治疗方案，还有出院之后的护理，需要注意什么。”
沈医生看了她一眼，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江先生的情况比较复杂。右腿膝下截肢，恢复相对快一些，创面愈合后就可以开始做义肢取模。但左腿是高位截肢，膝盖以上……这个位置比较麻烦，义肢的适配和佩戴都比低位截肢困难得多，需要更长的康复周期。”
“他能走路吗？”阮星晚问，“装上义肢之后，他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吗？”
沈医生沉默了一下，“可以走，但不会‘像正常人一样’。两条腿都截肢，而且截肢平面差距大，平衡和步态需要重新建立。这个过程很漫长，也很痛苦。而且，心理关比生理关更难。”
阮星晚的指尖掐得更深了，手背上留下几道红痕。
“还有，”沈医生继续说，“截肢后的幻肢痛很常见，他可能会觉得已经不存在的腿还在疼，像针扎、像火烧、像被电击。这种痛没有药能根治，只能慢慢适应。家属的陪伴很重要，但也要做好心理准备，他的情绪可能会有很大的……波动。”
“什么波动？”
沈医生顿了顿，斟酌着措辞，“截肢对一个人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尤其是他这种……之前社会地位高、生活品质要求高的人。暴躁、抑郁、自残、拒绝配合治疗，这些都有可能。你需要有耐心，但不能失去原则，必要的时候可能需要精神科介入。”
阮星晚安静地听完，点了点头。
“我记住了。”
她转身往外走，赤着的脚踩在地砖上几乎没发出声音。
走到门口的时候，沈医生忽然在身后叫住了她。
“阮小姐。”
她回头。
沈医生看着她苍白的脸和红肿的眼，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他这种情况，对你们的感情也是个巨大的考验。很多夫妻……熬不过这一关。你要有准备。”
阮星晚没说话，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推门出去了。
走廊里更静了。
凌晨的医院有一种特殊的氛围，灯光惨白，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隔夜饭菜混合的味道。
陪护家属们歪在走廊的折叠椅上打盹，有人盖着单薄的外套，有人枕着行李袋，偶尔传来一两声压抑的咳嗽。
阮星晚光着脚慢慢走回去，路过开水房的时候，看见一个老太太蹲在墙角，手里攥着一张黄纸红字的符，闭着眼念念有词。
她的脚步停住了。
老太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棉袄，袖口磨出了毛边，头发全白了，佝偻着身子蹲在地上，另一只手里还捏着半块干馒头。
她嘴里念的像是某种方言，阮星晚一个字都听不懂，但那种虔诚的、近乎卑微的姿态，让她胸口猛地一酸。
她走过去，蹲下来。
“奶奶。”
老太太睁开眼，浑浊的眼珠看向她，露出一丝茫然的笑，“姑娘，咋了？”
阮星晚的目光落在那张符上。
黄纸很糙，上面用朱砂画着弯弯绕绕的符号，边缘有些不整齐，像是被撕下来的时候没撕好。
她从来不信这些东西。
江绍烽也不信。
他们都是凡事靠自己的人，信能力，信努力，信人定胜天。
可此刻，她看着那张薄薄的黄纸，看着上面看不懂的朱砂符文，忽然生出一种荒诞的、迫切的渴望。
“奶奶，这个……”她的声音有点哑，“这个真的能帮人渡过难关吗？”
老太太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符，又抬头看了看阮星晚。
她大概见惯了这种眼神，医院走廊里每天都有绝望的人，抓住任何一根看得见摸得着的稻草。
“这是城隍庙求来的。”老太太说，声音慢悠悠的，带着乡下人特有的质朴，“我老头子胃癌，晚期。医生说了，最多三个月。我求了这张符，庙里的师父给念了经，说能保他少受点罪，走的时候顺顺当当的。”
她停了停，干枯的手指抚过符纸上的符文，“我知道治不好。但你说人呐，总得做点什么。做不了大事做小事，花点钱，求个心安，让他知道有人惦记他，到了那边不孤单。”
阮星晚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老太太看她眼眶发红，从兜里又摸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符，递过来，“多求了一张。姑娘，你要是有放不下的人，拿去给他压枕头底下。”
阮星晚接过来。
黄纸在她指间轻轻发颤。
“谢谢您。”她的声音几乎听不清，“奶奶，您花了多少钱求的？我给您。”
老太太摆摆手，拎着干馒头站起来，佝偻着背慢慢往病房方向走，“不要钱。姑娘，人活着，谁还没个坎儿。迈过去就好了。”
她的身影消失在走廊拐角，拖鞋底蹭着地砖发出缓慢的、拖沓的声响。
阮星晚蹲在原地，把那张符翻来覆去地看。
朱砂画就的符文在灯光下泛着暗红的光，她看不懂，但每一个弯折都像在安抚她脑子里那些疯狂转动的、停不下来的念头。
她想起江绍烽。
想起他那天晚上在她家楼下站了三个小时，就因为她开会没回他消息。
她下楼的时候看见他靠在车边，西装外套搭在手臂上，领带扯松了，看到她的一瞬间，眼睛亮得吓人。
他什么都没说，走过来把她拉进怀里，下巴抵在她头顶，整个人都在微微发抖。
“你吓死我了。”他说。
他那么大的一个人，因为联系不上她，在楼下站了三个小时。
想起他第一次给她做饭。
他这种人，从小锦衣玉食，十指不沾阳春水，为了给她过生日，偷偷跟厨师学了半个月。
端出来的菜卖相惨不忍睹，她笑得直不起腰，他板着脸说“嫌难看就别吃”，却在她伸手去夹的时候，嘴角偷偷往上翘。
想起他在米兰出差，倒着七个小时的时差，凌晨三点给她打电话，只因为她发了一条朋友圈说睡不着。
他陪她聊到天亮，第二天开会的时候困得差点从椅子上栽下去。
她的绍烽哥哥。
在车祸那一瞬间，毫不犹豫地把她按在身下，用自己的腿去挡那个钢铁巨兽。
他那么傻。
他以后可怎么办？
他的父母会恨死她。
她抢走了他们引以为傲的儿子，把他变成了一个……她不敢想那个词。
她甚至不敢给江绍烽的父母打电话。
她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说“对不起，您儿子因为保护我，失去了双腿”？
阮星晚把符纸贴在胸口，闭上眼。
她从来不信神佛。
可此刻，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能听见凡人祈愿的存在，她愿意跪下去磕一百个头，磕一千个头。
如果能换江绍烽余生平安，她愿意用自己十年的寿命去换。
二十年也行。
三十年也行。
只要他能好好地活着。
可她知道，再怎么求，再怎么换，时光都不会倒流。
那辆渣土车碾碎的东西，再也接不回来了。
她什么都做不了。
这种苍白无力感比什么都让她窒息。
她不能替他疼，不能替他残，甚至不能替他恨。
她只能站在这里，手里攥着一张无用的符，像一个被掏空了的壳子，连哭都哭不出来。
良久，阮星晚站起来，把那张符仔细叠好，贴着心口放进衣服内袋里。
她推门走进病房，回到陪护床上坐下。
对面的江绍烽还在昏迷。心电监护仪上的数字安安静静地跳着，他的呼吸平稳，脸上没有痛苦的表情。
他在做一个没有人能进去的梦，梦里没有车祸，没有渣土车，也许还有一双完好的腿。
阮星晚伸手，隔着被子，把手轻轻放在他残存的大腿位置。
隔着厚厚的被子，她什么都感觉不到。
可她觉得，那里还是热的。
“江绍烽。”她的声音很轻，轻到只有自己能听见，“你醒过来吧。醒过来骂我，打我，恨我都行。只要你醒过来。”
“我哪儿也不去。”
“我就在这儿。”
窗外的夜色渐渐变淡，天边露出一线灰白。
新的一天要来了。
可对江绍烽来说，醒来后的世界，和从前再也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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