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碧辉煌”回来的第二天下午，我躺在孙晓丽家的沙发上，盯着天花板那只水渍猫发呆。
窗外有人在吵架，用的我听不懂的粤语，
声调高高低低的，像一首以吵架为名的粤剧。
吵着吵着忽然停了，我竖起耳朵等了一会儿，
没等到后续，像一首突然断了电的收音机。
孙晓丽从卧室出来，穿着一件白色吊带背心和一条碎花短裤，
头发乱蓬蓬的，明显刚睡醒。
她走到厨房倒了杯水，咕咚咕咚喝完，
然后靠在门框上看着我，目光不紧不慢的。
“想什么呢？”
“想昨晚看到的那些。”
“想了一上午？”
“差不多吧。”
她端着空杯子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沙发弹簧又吱呀叫了一声。
她把杯子放在茶几上，翘着腿看着我。
“说说看，想明白了什么？”
我想了想。
“想明白了你之前说的那句话——
东莞的有钱人，确实不一样。”
“然后呢？”
“然后我在想，我在老家干了两年，
送外卖、端盘子、卖房子，一个月赚两千八，
累得跟狗一样，还交不起房租。
昨天我看到一个穿白衬衣的男的，倒了杯水，
拿了张不知道多少的小费，走的时候腰杆是直的，轻松得跟散步一样。
我在想，我能不能也那样。”
孙晓丽看着我，看了几秒钟，然后笑了。
那个笑跟她在火车站接我的时候很像，但又不太一样。
像是一粒种子被埋进了土里，她知道它会在某天破开，只是没想到它破得这么快。
“那你觉得你能干吗？”
“我不知道。
但我得先试试。”
“怎么试？”
“你先告诉我，那行到底是干啥的。
你跟我说清楚，我才能决定是不是能干。”
孙晓丽靠在沙发上，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
把一只脚缩到另一条腿下面，侧着身子对着我。
“说白了，就是陪女人喝酒、聊天、唱歌。
她们来这儿是为了散心，不是为了别的。
你陪她高兴了，她就给你钱。
不需要你多帅，不需要你多有文化，
只要你看着顺眼，说话不让人烦，耳朵不关机就行。
干活的时候你是服务方，不干活的时候你们谁也不欠谁的。
就这么简单。”
“就这？”
“就这。
你觉得简单？
你试试连续三个小时听一个不认识的阿姨讲她老公出轨的事，脸上还得保持‘我在听’的表情，
不玩手机不走神不打哈欠，试试看。”
“那确实不简单。”
“不简单就对了。
简单的事能挣这么多钱？
东莞街上随便拉一个男的都能干，那轮得到你？”
她看了我一眼，把一盒烟从茶几下面抽出来，弹出一根，叼在嘴上，没点。
“郝建，我跟你说实话吧。
你这条件不算差，主要是看着顺眼，不招人烦。
你要是愿意试，我带你去见东哥，让他看看你。
他要是点头了，你就干几天试试。
不行就撤，也不亏什么。
行的话，起码比你送外卖一个月两千八强一百倍。”
我把那句话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过了好几遍。
她说得对，试试又不亏什么。
不行就撤，行的话……
我还没法想象“行的话”是什么样子，但光想象它存在，
就已经让我那条送外卖的腿，在离开县城的路上又往外多迈了一步。
我抬起头看着她：
“那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见东哥？”
“今天晚上。”
她坐直身子，把烟放下，
“你先把你这身行头换了，别穿你那件洗得发白的T恤。
白衬衣黑裤子，昨天你穿那身就挺好。”
“那件白衬衣是你买的。”
“那你就穿我买的那件。
等你自己挣了钱，你再买十件一模一样的，我不拦你。”
晚上七点半，我跟在孙晓丽身后再次走进金辉会所的大门。
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巷子里那些白天灰扑扑的招牌全亮了，粉的绿的紫的光把整条巷子泡得又黏又迷。
门前那两棵发财树还是半死不活的样子，但门里透出的暖黄色灯光把它们衬得好像也没那么惨了。
大厅里已经坐了几个穿白衬衣的年轻男人，有的在低头玩手机，有的在聊天。
阿强也在，坐在靠里面的沙发上看手机。
他今天换了一件新的黑衬衣，领口挺括，
看到我走进来，抬头看了我一眼，
目光在我身上停了两秒，然后朝孙晓丽点了点头。
孙晓丽领着我穿过大堂，上了楼梯。
楼梯铺着红地毯，踩上去脚感很厚实，像走在一条永远不会发出声响的走廊上。
走到二楼，她在走廊尽头一扇深色木门前停下来，敲了三下。
门里传来一个声音，不算大，也不算小，刚好能让外面的人听见：
“进。”
门推开，里面是一间不算大的办公室。
一张深色的办公桌，桌上摊着几页纸，
旁边立着一盏台灯，灯光把桌面的纹理照得很清楚。
对面摆着一排灰色文件柜，其中一个柜门半开着，
能看到里面码着一摞叠得整整齐齐的白衬衣。
一个男人坐在办公桌后面，穿着黑色圆领T恤，
头发剃得极短，几乎贴着头皮。
他长得很普通，不高不矮，不胖不瘦，
但眼睛看人的时候很直，像在把你看透之前先把你的轮廓描了一遍。
孙晓丽走到桌前：
“东哥，我带个人来给你看看。”
东哥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到我身上。
那一眼很短，不到两秒，
但我感觉他已经在两秒内把我的衬衫、裤子、鞋、发型、还有我站在那里的姿势都扫了一遍。
他靠在椅背上：
“新来的？”
“我老乡，刚来东莞几天，想找个活干。”
东哥看着我：
“你多大了？”
“二十二。”
“哪里人？”
“贵州那边的。”
“以前干过什么？”
“送外卖，端盘子，卖房子。”
“卖过房子？”
“卖过。
没卖出去。”
他嘴角动了一下，不算笑，算“还行”的弧光。
“出来打工，想挣多少钱？”
“够活就行。”
“够活？
在东莞够活的标准可不低。”
他身体微微前倾，双手交叉搁在桌面上，
“我这儿的规矩不多：
客人来了你陪着，让你笑你就笑，
让你唱你就唱，不让你说话你就闭嘴。
客人骂你你听着，她高兴了砸钱你收着，她不高兴了摔杯子你躲着。
手机不能看，懒觉不能睡。
看上的客人不能抢，看不上你的客人你不用跪。
能守得住吗？”
“能。”
他从桌上抽了一张名片，用指节压着推到我面前。
“明天晚上八点，准时来。
来早了等着，来晚了不用来了。
白衬衣黑裤子皮鞋，头发别太油也别太乱。”
他顿了一下，像在检查哪句还没说出口，
“孙晓丽说你嘴皮子还行，我先看看。”
我接过那张名片，低头看了一眼。
只有一行字：
东哥，下面是一串手机号码。
没有店名，没有职务，没有地址。
只有名字和一串数字，像一条隐形的线，
一端连着这座城市的夜晚，另一端连着我口袋里那张还没舍得扔的火车票。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我的手心有点湿。
那张名片被我攥着，边角已经弯了。
孙晓丽在走廊里靠着墙等我，看到我出来，没多问，只说了句：
“怎么样？”
“他说让我明天晚上八点来。”
“那就来。
他说了‘来’，就是有戏。”
回出租屋的路上，她骑着电动车，我跟往常一样坐在后座。
风把她的头发吹到我的脸上，痒痒的，但我没伸手去拨。
我脑子里反复想着东哥最后那句“我看看”，
他不说什么保证，只给了门缝里透出来的一条光，
迈不迈得过去，是我自己的腿来决定的事。
到了楼下，她熄了火，没立刻下车，回头看着我。
“郝建，你明天要是真去干了，我就不叫你去‘试试’了。
明天开始，你就是干这一行的了。”
“嗯。”
“你怕不怕？”
“说实话，有点。”
“有点就对了。
一点不怕的人干不长。
你有点怕，说明你还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她从车上下来，踢掉脚上的拖鞋，
“走吧，回去早点睡。
明天开始，你就不是‘送外卖的郝建’了。”
我跟着她上楼，楼道里的声控灯又亮了一次。
躺在沙发上的时候，我把那张名片从口袋里掏出来，
放在茶几上，又拿起来，放回口袋。
它在口袋里贴着我的大腿，硬硬的，凉凉的，像一枚还没开始走的钟表。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短的梦。
梦见自己穿着一件白衬衣，站在一间很亮的包房里，对面坐着一个看不清脸的女人。
她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
“我叫郝建”。
她点点头，像在记一个名字。
然后梦就散了，像被风吹走的烟。
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窗外有人在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叫卖肠粉：
“肠粉糯米鸡——
谁要——”
声音拖得长长的，像一根被拉长的橡皮筋，带着晨光里特有的倦意。
我坐起来，看着窗外那棵在路灯下站了一夜的老榕树。
气根垂下来，又细又密，像在等待被清点。